“我国正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医疗和养老产业需求正在迅速释放，医养结合正成为破解老龄化问题重要途径。而‘医养+PPP’模式前景广阔。”这是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PPP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永恒在日前举行的“医养服务业与PPP模式应用研讨会”上表述的观点，得到了众多与会代表们的认可，并围绕此话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清华PPP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杨燕绥就指出，中国进入到老龄社会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而且更具有“未富先老”的特征。“但我们也不用悲观，因为人口老龄化并非社会老化，而健康长寿意味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将进入以信息经济和健康管理为主流的‘银色经济’时代。”

她进一步解释，所谓“银色经济”是基于健康长寿的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和约束条件，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活动及其供求关系的总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医养服务供需缺口正是其中之一。我们研究发现，世界上几个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其卫生费用大幅从医院转向健康管理，而我国目前卫生费用仍有90%集中在医院。这表明我国医养服务产业处于启蒙期，有待开发空间较大。”

有专家预计，2050年我国医养服务市场潜在规模在100万亿元左右。而如何挖掘其中的潜力，杨永恒表示，目前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十分重视PPP模式的应用和推广，将其作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手段，不仅在交通基础设施、污水处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在医养服务业领域也开展了很多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

杨燕绥则从理论角度分析，医养服务是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于社会服务，英国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即当前60%以上居民都需要服务。“这意味着，提供社会服务需要兼顾中低收入人群。而仅靠政府或者商业机构都不可以——政府高投入、低效率，再加伴随腐败，可能导致政府失灵；商业机构高效率，但追逐利润，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在‘银色经济’时代必须走第三条道路，即公共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合作，且要做到物有所值，即社会合作。换句话说，医养服务PPP将是‘银色经济’的常态。”

如果说谁会对“医养+PPP”模式感触最深，那么肯定非具体项目的实践者莫属。而此次研讨会上，就特意邀请了一些这样的实践者同与会代表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和体会。

例如，作为北京首家PPP模式的养老机构——恭和老年公寓的院长谭疆宜表示，项目中，乐成养老作为运营方，通过合同契约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其中，政府方主要进行前期的建设投入和后期运营的监管，包括对运营服务、管理评定等提出要求。对于运营方而言，则通过三点实现盈利，其一，政府政策支持，如可享受在运营期间的相关优惠与补贴等；其二，前期建设投入由政府承担，降低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压力；其三，政府公信力对入住的影响，提高运营效率。“老人普遍对政府有信赖感，因此我们2017年6月开业后，短短的时间内，在院老人已经达到了100床。”

再比如，华润凤凰集团执行总经理徐泽昌分享了华润凤凰参与的公办医院PPP模式改革的实践典型——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案例。在该医院进行医疗改革时，采用了PPP模式，政府主抓制度设计和全面监管，社会资本进行医院管理运营，确保五变（管理、运行、投入、决策、监管机制）八不变（国有资产权属、国有事业单位性质等）。

徐泽昌指出，通过PPP模式改革，医院运营效率快速提高、公益性加强，达到员工获益、患者满意的结果，PPP给门头沟医院带来了活力和发展，具体表现有：第一，从单一投入到多元投入，融资社会化；第二，从单体医院到集团医院，管理集团化；第三，由事业体制到企业机制，干部职业化；第四，监管由制内到出现了制外，监管多元化；第五，由事业单位分配变为企业分配，分配自主化。

除了企业代表，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医改办梁杰处长，则作为地方政府的代表，从政府角度谈了北京市实施“医养+PPP”模式的收获。

她表示，医养服务业PPP模式的需求大且具备可行性，在推广过程中可达到多赢，但也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尤其是项目的落地难度比较大。“而究其原因，在于各个政府部门之间需要各种规章协同，需要协调推进。”

除了来自基层实践者的体会，宏观方面的大数据则让与会代表们看到了“医养+PPP”模式近年来发展的全貌。

明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肖光睿就通过对详实数据的研究，总结了我国“医养+PPP”实践中的“喜”与“忧”：

——需求

“喜”的是，通过对PPP项目库的统计，可以看到近年来，医养PPP项目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忧”的是，医养PPP项目中，89%由政府发起。

——回报

“喜”的是，在众多医养PPP项目中，仅有3%是完全靠政府付费的项目。

“忧”的是，公布的医养PPP项目回报率大多在6.74%，低于其他领域PPP项目8%左右的回报率，而且同医养领域其他模式相比，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社会资本参与

“喜”的是，医养领域，民企参与占比高达89%，远远高于其他领域、尤其是传统基建行业的PPP，成为一个显著的特点。

“忧”的是，医养PPP项目总体投资额较小，绝大部分是10亿元以下，其中3亿元以下的项目更是超过了一半。

——落地

“喜”的是，近年来医养PPP项目落地数量在不断增长。

“忧”的是，按照国家政策，PPP项目的执行分为5个阶段，即从项目的识别、准备、采购、执行到移交。从整体上看，目前医养PPP项目中的一些项目都在识别阶段，只有10%养老类的PPP项目进入到执行阶段。肖光睿认为，“由此可见，‘医养+PPP’模式还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大家的注意力主要仍放在对于前期项目的设计，包括整个模式的探索上面。”

多层次的分析，让与会代表们对于我国“医养+PPP”模式的发展有了颇为全面、直观的认识，也由此引发了对于未来推进方向、方法的思考和讨论。

PPP倡议主席、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AlanM.Trager认为，高额的前期成本加上较长的资本回收期，是当下中国医养PPP的主要挑战。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医疗机构处处长姚德明则认为，在医疗服务领域开展PPP模式非常复杂，这源于医疗服务行为的复杂性，医疗机构医疗人员管理的复杂性。医养服务业的核心是医疗和养老的结合，只有两者更好地结合，部门之间更好地配合，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

杨燕绥表示，社会服务领域PPP与基础设施PPP不一样，基础设施PPP更注重融资建设，后面有一个有序的收费和消费者买单就可以了。但是，社会服务领域PPP重在培养轻资产的经营机构和长期的服务供给。“因此，个人认为，医养服务的PPP规制，应是瞄准大众医疗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制定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增长指数，把重资产、基本医疗、低收入交给公立；轻资产、特许医疗、高收入则以民营为主。具体实施上，主要为医保公立民营目录内的服务公平买单，护理费用则采用社保+商保+个人/补贴的形式。这需要相应的公共服务法和社会合作契约，以及合适的财务与支付来实现。”

谭疆宜结合自身实践认为，“医养结合的本质是将养老资源和医疗资源进行连接。而未来的趋势，是将通过依托于机构实施居家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深化医养结合服务内涵。具体来说，就是‘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社区医养服务可提供深入的医疗护理，延展医养的服务内涵。”

梁杰介绍了北京市在推进“医养+PPP”模式的一些思路和做法。201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北京市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实施意见》，提出鼓励公立医疗机构和社会办医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进行合作。这就为医养+PPP”模式发展打开了一个“口子”。2016年4月份，又出台了《北京市公立医疗机构特许经营的管理指南》，对具体审批流程和操作环节进行了细化。而2017年4月出台的《北京市促进社会办医健康发展若干政策》，更明确了北京市对社会办医的四大重点支持方向：在医疗资源薄弱区域举办的医疗机构，在紧缺专业领域举办的医疗机构，品牌化、集团化、连锁化经营的医疗机构，“互联网+健康医疗”、“保险+医疗”、医生集团等医疗新业态。“该文件提出，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支持公立医院以特许经营方式与社会办医疗机构开展合作。目前，社会资本很踊跃，非常积极想进入这个领域，但是个人感觉，还需要一些理论上、方向性的培训和指导，来推动医养服务业PPP的落地。”

此外，肖光睿对于大数据揭示的问题，还进一步分析了出现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很多地方缺乏对于医养行业的区域顶层设计；其次，整个PPP项目来讲，土地的成本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土地问题也就成为医养PPP项目特别重要的核心因素；再次，像地铁这样的基建PPP项目，可以通过流量、硬件等标准进行绩效考核，而医养PPP项目则缺乏一个全面准确又可以量度的标准，“这也是目前医养PPP项目实际操作当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研讨会上，众多代表一致认为，我国“医养+PPP”模式的发展，任重而道远，还需各方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