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比例占23%。

夏日的午后，北京南四环一居民住宅楼的大堂内，一群60岁左右的老人，手里抱着，或用婴儿车推着孩子，操着不同的口音和方言，交流着照顾孙辈的日常。

这一远离家乡的特殊群体，被称为老年流动人口。不仅北京，在上海，像这样的流动老人，也越来越多。近日，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65岁及以上外来老年人口总量达到30.72万人，比上年增加7.97万人，增长率高达35.0%。上海市统计局分析，增长受在沪工作的外来常住人口长期定居，以及外来老人来沪为新上海户籍人口子女照料孩子等因素的影响。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认为，照顾孙辈，是老年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隔代照料为社会带来了价值，有助于消解生育对工作的负面影响，是促进二孩生育的重要砝码。但是，目前社会对流动老年人口普遍缺乏关注，对老人隔代照料的价值尚未得到足够的认同，老人因照料孙辈产生的身心压力问题也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杨菊华建议，将“隔代照料”纳入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并出台配套政策支持。

《21世纪》：老年人口缘何流动？照料孙辈在其流动因素中占据多大比例？

杨菊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曾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达2.47亿，而流动老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2%，年龄中位数为64岁，约有八成低于70岁。照顾晚辈、养老与就业构成老人流动的三大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为与子女团聚或自行异地养老的比例为25%，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比例占23%。我自己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显示，随迁、务工和照料，是老年人流动的前三大流动原因，在随迁老年人中，也有一部分在照顾孙辈。总之，照料孙辈是老人流动的重要目的。

《21世纪》：流动老年人口加速流入城市是否会加剧城市的“衰老”？

杨菊华：事实上，城市的老龄化水平总体是低于农村的。但若按户籍来看，城市的老龄化一定是高于农村的，老龄化主要的原因一是出生人口少，二是人口寿命更长，城市是符合这两个特征的。

但我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国有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到城市里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至少在过去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老年流动人口这些年确实有大幅度增长，但总体来讲占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是最高的，因此年轻人的流入降低了城市地区的老龄化水平。

《21世纪》：为照顾孙辈而流动的老年人口在未来几年是否会继续增加？

杨菊华：对，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与我们的生育政策密切相关。“全面两孩”政策放开后，生二孩的家庭，很多都是家里有人照顾的，其中包括祖辈提供照顾。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比2016年还少，主要原因是一孩出生数量下降较多。

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很多人是想生而不敢生。政策虽然放宽了，但很多人担心孩子生下来没人照管，再加上现如今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很高，许多职业女性难以取舍。不过，如果家庭能提供支持，即祖辈能够提供隔代照料，会减轻年轻夫妻的压力，特别是时间上的压力。因此隔代照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老年人口的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流动人口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地变老，即年轻的时候到城市来，长期工作了很多年，现如今慢慢变老。改革开放40年，刚好有一批人符合这种情况；另外一种是因为随迁、隔代照料和养老，是老了以后再来的，这两种情况都占较高比重。

《21世纪》：老年流动人口的增加，是否会给城市的医疗和基础设施带来压力和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杨菊华：这对城市来讲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年轻人来到大城市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而部分老年人追求的是养老，尤其是医疗卫生方面的资源。诸如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的优质资源，本身就是供不应求的。老年人如果跟着子女在城市，就会对流入城市的医疗带来压力，这也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拒绝老年人口的流入。

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尤其是社区医疗资源的发展。因为老年人很多需求是慢病管理方面的，所以国家目前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慢病的管理和防控，包括一些血压的问题，不必去三甲医院，可以在社区层面做好。因此基层卫生院或二级医院要尽快发展。目前我觉得发展不够好，有些老年人不爱去，有的社区卫生院的人是很少的。

《21世纪》：根据你的研究，老年流动人口在照顾孙辈的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和问题？

杨菊华：主要问题有几点，一是照顾孩子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劳累。“隔辈亲”可能导致老年人溺爱孙辈，凭经验行事，养有余而教不足。年轻人往往希望孩子更加独立，在育儿方面代际之间难免发生冲突，一些老人也无法很好的处理婆媳问题。

二是有些老人告诉我，带第一个孩子是责任，再带第二个真的力不从心。老人也有自己的退休生活规划，把老人从熟悉、舒适的环境变成陌生、需要适应的环境，让他们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极为不易。

而且，老人若病倒，双薪子女家庭“两端”同时失守，会加重子女负担。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部分年轻老人还要照顾他们的父辈，过去是中年人“两头沉”，现在低龄老人可能也是“两头沉”，隔代照料更难以为继。

《21世纪》：你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杨菊华：我的看法是，要探索符合国情的3岁以下托育服务体系及服务模式；在现阶段，在社会服务极其不足的情况下，将隔代照料纳入该体系中，这有助于补齐社会托育服务不足的短板，完善全面两孩政策的配套制度安排，实现“幼有所育”的发展目标。

事实上，隔代照料符合我国国情。现代社会，婴幼儿抚育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内容。但是，2017年国务院妇儿工委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进行的四省市0—3岁托育需求调查结果表明，1岁前婴幼儿入托比例为1.82%，1—2岁为1.48%，2—3岁为7%；3岁前有入托经历的仅占4.29%，但有48%的家庭有此需求。

重建托育服务体系需较长时日，在过渡阶段，将具有即时性和安全可靠性的隔代照料纳入服务体系，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破解婴幼儿照料难题的有效模式。

中国女性就业率从1990年的73%降至2016年的64%，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性舍业从家。隔代照料有助于消解生育对工作的负面影响，推动育儿—工作平衡。

从多方面完善隔代照料，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首先，要为隔代照料“正名”，承认其社会价值。另外，可为隔代照料家庭提供灵活多样的补贴形式，在社区开展一些早教培训项目，提升老年人育教水平，缓解代际矛盾。婴幼儿照护是不间断的劳动，照料者难免身心俱疲，“喘息服务”也是亟需的。

需要强调的是，隔代照料必须是祖辈的自愿选择，不应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强制，形成道德枷锁。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